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2019年先后两次依据宪法有关规定作出关于对部分服刑罪犯实施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这类事项因为事关维护民主价值而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优先保护，私人言论则不在此范围之内。所以，传统的做法是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方面给予吹哨雇员金钱补偿，正像举报人奖励法（Qui Tam Laws）所做的那样。
美国法的公私区分模式，与这种宪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典型地体现了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宪法和法律权利）的关系性特征。在皮克林案中，法官认为皮克林依据第一修正案进行公共讨论的权利压倒了学校限制教师言论以维持工作秩序的利益。（一）公共雇员吹哨 前面提到的皮克林案和塞巴洛斯案中的言论，虽然具有揭露公权力行为不端的性质，但与制定法上专门保护的吹哨是不同的。例如，在宪法与劳动法对于言论争议的对待方式上，多数学者将雇员（或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言论也视为宪法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照片刊发在报纸并成为舆论热点，布里斯克曼也把照片发到了脸书。
法院会根据言论的性质、发言动机、对工作环境的影响等因素做出权衡。这一渊源也不是只可以用来解释美国法的特点，而是具有某种一般的特征，因为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境遇。[13]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治理逻辑》，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6页。
因此，未来编纂的教育法典、环境法典等领域法典无须重复行政法总则的内容，只须针对教育、环境、卫生等部门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情况作出规定即可。因此，对于法治建设各个具体领域的规划也应纳入提取公因式的范围，包括《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等。法典总则具有明显的体系效率。具言之，第一，学理共识的形成始于学者在法律适用以及学科体系层面提出法律问题，引发法律共同体的学术辩论。
[25]外部规范体系的构建主要是提取公因式技术的运用，辅之提炼学理共识立法技术与体系补全立法技术。[19]参见韩松：《论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结构》，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4期，第90页。
体系补全立法技术对法典的体系性与实效性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通过行政法总则将社会变迁过程中重大行政法律制度予以事前规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王青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服务于法律推理的正确形式这一核心要旨，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两个要素彼此齿合，合乎法律推理的形式目的与实质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7]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因此，应当明确行政法总则的适用对象、地域空间与事项范围三类条款。[3]参见杨建顺：《行政法典化的容许性——基于行政法学体系的视角》，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3期，第58页。
通过体系补全立法技术进行拾遗补缺，能够提高法典的可预见性与体系性。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将在加快推进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政务数据有序共享、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等方面有序展开。
[6]因此，行政法总则的价值功能既需要回应政府治理对治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迫切需求，也需要解决当前单行法模式下行政法治基本价值彰显不够、体系性过弱与逻辑矛盾等因素制约行政法律规范高效实施的现实困境。（二）提炼学理共识的标准 什么是行政法的学理共识或学术通说，这是运用该项立法技术的首要问题。
从法典结构角度观察，既要以行政活动为中心设计行政法总则的结构，又要综合考察与行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与消灭密切相关的行政法律事实。摘要: 行政法法典化是行政法体系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制定行政法总则是近期可以实现且可行性较高的立法目标。一方面，学理共识需要经过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反复适用而验证自身的客观性。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提炼学理共识立法技术呈现出不同的构造特征。[1]我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不仅丰富了我国法典编纂的立法实践，也为行政法领域的法典化提供了新思路。必须强调的是，制定行政法总则绝不是最终目标，形成一部行政机关普遍遵循的通用行政法典才是最终目标。
公因式的要素标准强调对法律规范中共同性与普遍性内容的提取。[15]参见梁慧星等：《民法典编纂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4页。
法典的外部规范体系应当具有形式一致性、逻辑自足性和内容全面性等形式理性特征。构成事实是指法律条文中所要明确的事实要件，行政法上的行为要件主要围绕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包括主体合格、事实有据、条件符合、程序正当、处理得当等六个方面。
从形式意义上观察，提炼学理共识立法技术将学理共识转化为总则规范，能够增强法典的体系性。[30]参见舒国滢：《法学的知识谱系》，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911页。
从立法技术构造观察，提炼学理共识强调把行政法学众多分散的理论共识经由立法者整理、删改进而转化为法典规范内容，从而提升行政法总则的体系化程度。[17]后续法典编纂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序编总则合一模式。因此，法律定义条款，尤其是关系到整个法律的理解与适用或者贯穿整部法律的定义，应当在总则中加以规范，而有关定义只涉及特定章节的，应当在分则中加以规范。（二）行政法总则的体系补全规范 体系补全立法技术是一种拾遗补缺、增强法典总则内容全面性的技术手段，由此形成行政法总则的拾遗性规范。
具言之，在总则规范容量层面，其提升行政法总则体系的完整性。[46]当前，行政法学理与实践的互动仍然不足，包括行政主体的范围、行政审批改革以及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等在内的许多重大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这需要立法机关与执政党的政治决断。
[51]从规范的抽象程度观察，法律的适用范围属于行政法典适用的总体性知识，具有最高的抽象位阶。[19]因此，两者在功能上不能互相替代，而是相互补充。
在各种立法技术中，法典编纂技术属于微观立法技术的范畴，强调将某一现行的部门法进行编纂、整理后制定出一部系统比较完备与科学的立法文件。[38]譬如《食品安全法》第33条规定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事实要件。
对于法律发展与法治文明的建构，有两种基本的理论模式，即进化论和建构论。二、行政法总则的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 法典总则是逻辑抽象的产物。[11]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5页。此种类型的提取，其主要功能是作为规范存储器，不仅能够包含下位规范，还能储存下位规范所不及的内容。
[54]在行政法法典化背景下，行政法总则在延续民族精神的同时，更应积极回应数字法治政府等政府自身改革的发展。在法典价值层面，其能够平衡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
因此，行政法上的期间与期限应当在行政法总则中规定。因此，为了避免对法律术语的理解产生歧义，需要对特定的法律概念进行定义。
提炼学理共识立法技术意在将法学界对行政法基本范畴、基本原则的理论共识和社会各界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共性认识提炼出来，形成共识性规范。[11]对于整个行政法律体系而言，行政法总则不仅可以使各种具体规则之间相互建立内在联系，而且将共性的内容提炼在总则部分，避免了重复，实现了法律规定上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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